对于中国内地的各大美术馆来说

  一

  所谓实物陈列博物馆,就是以地面建筑形式出现的博物馆。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物陈列博物馆一般被划分为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特殊博物馆四大类。中国内地普遍称谓的美术馆应当划在艺术博物馆的范畴之内。客观地看,中国内地的美术馆建设普遍存在着起步较晚、关注度低、基础薄弱、经验匮乏等问题,很多地区至今还尚未建有美术馆。可以说,内地的美术馆事业基本上还处在发展不均的初始阶段。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虽然国际上普遍认为艺术类博物馆应当具备收藏、陈列、展览、研究与推广等多项功能,但长期以来,在中国内地的美术馆界,除个别馆曾进行过收藏与研究外,大部分的美术馆基本上只行使了展览功能,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完整地履行艺术类博物馆的全部职责。有些人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基础太差。但如果从根子上查原因,我们并不难发现,内地各美术馆在馆藏和研究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主管部门或领导对于美术馆功能的全面理解有关。而这种将美术馆仅视为展览功用的单一化认识,又造成了中国内地各美术馆在经费上与制度上都缺乏相应保证的现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情况目前远没有中国一些省市好,但其对于美术馆的投入与运作的规范程度都要远超于中国内地。在这方面,内地的美术馆界也远不如博物馆界做得好。内地的美术馆与博物馆分属于两个系统。后者与国际惯例显然更接轨一些。

  近些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加上一些懂专业和有文化使命感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不仅许多国外优秀美术馆的先进经验已被国内一些美术馆所接受与借鉴,而且,不良情况也有了一定的改观。以湖北美术馆为例,因起用了著名艺术家傅中望为馆长,短短5年,该馆便一跃为文化部评选的中国优秀美术馆之一。不过,就整体而言,国内的美术馆与国际优秀的美术馆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中国内地的诸多美术馆由于普遍缺乏对于过往美术史的梳理,故始终还没有策划出像样的专题陈列展就能说明这一问题。虽然湖北美术馆于2012年推出的湖北美术百年文献展在内地美术馆界开了举办专题陈列展的头,但因历史与各方面的原因,原作很少,更多的是文献和复制品,与国外优秀美术馆举办的专题陈列展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对于中国内地的各大美术馆来说,如何想办法与国际惯例接轨,即以学术研究为龙头,做好收藏、陈列等工作,还是一个需要下很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否则,接下来也绝不可能借助新兴的数码技术,将实体美术馆很好地呈现于数字美术馆之中,进而借实体美术馆虚拟化的过程实现更新理念、完善功能、后来居上的目标。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尽管相对于传统的实物陈列博物馆,数字时代的美术馆具有渠道丰富化、传播多样化、浏览自主化、推广智能化等优势。但虚拟美术馆给人们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和人们从实体美术馆中获取的亲身体验之间毕竟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当观众置身于美术馆,亲眼看到八大山人、张大千或其他艺术大师的作品时,那种身临其境所带来的震撼与情感共鸣和面对电子图像所传达的信息会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何种形式的虚拟美术馆都无法取代实体美术馆的存在和体验。事实上,所谓数字美术馆的一切活动,都必然以实体美术馆为依托,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实体美术馆。这正如中国古话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

  早在1996年,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就在其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前瞻性地指出:人类将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20世纪末以后,林林总总的数字化技术(如互联网、物联网、云技术等)的开发和运用,使得人们开始以全新的生存方式在数字空间中工作、生活和学习。如今,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媒体的进一步结合,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断创造了新的奇迹,革新了文化生产方式,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也不断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方式。在此基础上,美术馆数字化(即虚拟化)的实现也成为了可能和必然。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很大影响的数字美术馆项目有:美国国会图书馆1990年启动的美国记忆项目,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推出的加拿大虚拟博物馆,以及日本于1995年提出的全球数字博物馆计划等。比较而言,中国内地的历史类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大致与国外同步,比如,早在1999年就提出的数字故宫计划,还有随后相继成功推出的数字敦煌、数字首博等案例都能说明问题。遗憾的是,内地有少数美术馆固然也做了一些此类工作,但并没有很好地跟上美术馆的数字化建设这一时代的步伐,进而全面开发和推广虚拟美术馆的概念。很明显,这与内地各实体美术馆的基础工作普遍做得很不到位有关联。

  在我看来,数字化美术馆的最大益处在于,它可以对实体美术馆的各种服务,还有时间和空间进行更大的拓展,并进一步延伸美术馆公共服务和教育推广的外缘,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比方说,湖北美术馆从打造手机美术馆的目标出发,在举办2010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等展览时,就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了更具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这也使观众能够用自己的手机轻松地了解关于相关展览、作品、艺术家等信息。其服务途径包括手机二维码、手机短信、手机报、飞信群、人工咨询等多种渠道,受到了广泛好评。眼下的问题是如何使类似服务长期化、普遍化。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几年对美术馆实体展览的数字化展示,常见的有网站信息发布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而美术馆通过对具体展览相关资料的上传、发布,不仅可以永久保存一切实体性的展览,进而使美术馆举办的任何展览永不落幕;还可使观众通过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手段随时随地调看各种展览与相关资料,进而使固定不动的美术馆变为了移动的美术馆。在这样的过程中,浏览者一方面能通过导览系统自如地查询与展览相关的各种信息,另一方面还能通过留言板,随时随地对作品、展览或艺术家进行评论或与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甚至可以直接向馆方或策展人提出观展需求和合理化建议,从而加强美术馆与公众的对话与互动。再者,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化的移动终端,公众还可以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在最快的时间内获取其所处位置周边的美术馆位置分布、展馆规模、馆藏作品及在展展览等全面信息。

  事实证明,相对传统的实体化展览,数字化展览显然具有更加自由化、自主化和自助化的优点。此外,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美术馆以后将分别从知识生产与知识再生产这两个角度,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在这里,对于后者的重大意义,千万不可低估,因为在当下,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信息的裂变式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形成自媒体语境的新情境中,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都在进行改变。结果,所谓传播也从一对多的关系变成了多对多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美术馆的信息传播与推广也必将以双向与多向传播的新模式取代单向传播的传统模式。即美术馆的展讯、藏品信息、推广活动等将不再仅仅通过官方张贴海报与在媒体上发布,而是让尽可能多的信息获得者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中,成为信息的传播者。比如,2012年,湖北美术馆在做再水墨中国当代水墨展时,除了很好地运用传统媒体外,也充分运用了微博、微信等新手段,因为有广大观众的积极参与,其宣传效果非常好,特别是一位青年网友以吐槽方式发出的微博漫画,更是具有巨大的点击量。

  其实,除了以上介绍的内容之外,美术馆的数字化建设还可以帮助馆方教育人员以最为高效和最为快捷的方式,开启与美术相关的远程教育。这样,所有希望接受相关教育的公众,再也不必担心错过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或受到人数限制的美术馆公共教育活动,而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获取美术馆针对公共教育举办的导览、讲座、演出等相关活动,并形成以受众为核心的美育普及体系,当然,这也在真正意义上践行了美术馆的公共性功能。

  三

  在上面,我主要是从接受与推广的角度谈了数字化美术馆的功能问题。其实,数字化美术馆的建立对于收藏、研究与展览也有很大的益处。

  首先,馆藏作品与文献资料的数字化,一方面可以实现存储空间的压缩,另一方面还可以使藏品信息反复使用而不至受损,这在很好减少实物流通次数和珍贵藏品人为损坏机率的同时,也有效解决了藏品的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全球所有美术馆的文献、图片、复制品等研究资料都可以通过数字实现系统化和量化,从而形成一个开放、互联、共享的虚拟平台。在这样的前提下,被授权的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和美术馆的管理人员通过移动终端的智能系统,既可以任意阅读或调取馆藏的所有名作图片超高精度的分辨率(高达70亿像素),甚至可以让研究者清晰地审视画中每一条纹路与笔触;也可获取最新最快的前沿资讯,实现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有机共享。数字化的资源共享与传统的文化研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以前所有的研究资料,都是由发出者给予接受者,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数字化平台使之变成了自主拣选与多维选择,于是也进一步便利了美术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推进。比如,如果一个研究者要研究著名画家毕加索,那么,他将可以通过任何一个藏有毕加索作品的数字美术馆去了解全世界各美术馆收藏毕加索作品的详细目录,还有各馆占有的研究材料。这意味着现在一个学者要跑很多地方,花很多时间与精力收集的资料,到将来足不出户便很快可以搞定。这比传统学者借助图书馆与档案馆来查阅资料显然要便利得许多。

  其次,互联网所衍生的庞大的数据分析系统,还能够通过网站访问者全方位的数字足迹分析包括社交媒体里的发言、电子商务网站上的交易记录、移动终端应用程序的互动等等,为受众打上诸如性别、年龄、行业、收入、兴趣等身份标签,再通过用户曾经浏览、点击和停留的网页数据信息统计,智能化的分析出用户的浏览关注度、喜好度、广泛度等一系列指标,量身打造并主动推送相关的展讯展期信息和学术前沿动态。数据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个性化、智能化美术馆共享平台的最终形成。

  再其次,从展览策划的角度来看,移动终端与3G技术的结合不仅能够帮助策展人在第一时间发布策展理念,与观众直接沟通,获取反馈;它还可以使展览方在设计布展方案时,使用三维建模的技术,在电脑中呈现未来展览的效果。比如湖北美术馆在举办中德当代绘画艺术交流展、再水墨中国当代水墨展等展时,都充分使用了相关手段,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相关技术也可满足策展人在实体展馆无法实现的策划理想策展人可以自由摆放虚拟展馆的任何一件藏品,并且对虚拟展厅内颜色、布局、灯光任意更换,从而达到最佳的展示效果,使得更多天马行空的策展理念得以交流,更加广泛的跨界与融合得以实现。

  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划出了新的起跑线,它成为了现代美术馆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美术馆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意识到,数字化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首先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美术馆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与此同时,它还需要大量的资金、设备的投入和维护,并配备以高素质的管理和维护人才队伍。我们应当把握好数字美术馆建设这一契机,利用高新科学技术,提升自主创造能力,拓展美术馆的展示、教育、研究等功能,弥补现存的差距和缺憾,使得内地美术馆的资源能够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力争跻身世界一流美术馆的行列。

  鲁虹 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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