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进驻北京798工厂

  黄锐
1952年生,北京人,艺术家。1979年参与发起星星美展,而其被看做中国当代艺术之发端。1984年,黄锐移居日本。2002年,黄锐进驻北京798工厂,主张利用厂房发展艺术空间,他多年来持续策划各种展览及艺术节活动。

  黄锐 798就是我最大的作品

  上一次和黄锐隔桌对坐聊天,还是在2007年。彼时他正与798艺术区的物业对峙,每天爆出各种剑拔弩张的新闻,或是搞一些奇怪的行为艺术,以示抗争。在当时的住所里,黄锐只是疲惫地喝着茶。那年年底,798被列入政府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今天,黄锐搬进另一个空间,同样的长桌、清茶,但黄锐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

  不是有钱,是生活方式

  为什么现在我会觉得,像798这样的艺术区应该再多来几个?因为按人口比例算,北京有足够的承载量。

  老北京人都会记得,解放军刚进城时,城里人口才120多万。后来大量政府机关从外地迁来,人也越来越多,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了400多万人。我记得小时候南城一带有几十家剧场,我家附近有个人民剧场,是梅兰芳的场子,他的剧团有将近100个人。还有其他很多剧团,什么四大小生、四大花旦之类,吃艺术饭的人非常多,再加上卖画的齐白石他们,都是几百万人口就可以养活的。父母带我去看梅兰芳的戏,两块钱一张票,50年代两块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去看戏,不是因为有钱,而是需要这种生活方式。

  我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是个做皮具的工人。那时候酒仙桥一带只有几个很大的工厂,厂房里热火朝天,厂房外一片荒凉。而我家住在西城区,对北京东北角的印象不过如此。我不会想到将来搞艺术,更难以预见自己与798会有这样深度的关联。

  画画,是我从小就有的兴趣,据说我三岁就能在地上画画了,而且画得不错。比如画《三国》,我特别喜欢赵云,还能画张飞和关云长。对于三岁的小孩子,我的画风已经算是成熟,都可以画出人形了。

  我六岁开始正式画画。我没上过任何学校,但是现在回忆历史,我是科班出身为什么呢?过去只有私塾,我的老师谢天民,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我家和谢天民家大概不到200米的距离,谢天民就教他儿子和我画画,所以我是谢天民儿子的同班同学。在谢家,漫长的时间都是在学写字,这是幼儿教育的必修课,我现在觉得国画挺枯燥,当时只能服从。不可否认,这几年的学习对我的基本功影响很大,小时候在名师门下练过,出来就是不一样。

  消解革命,游戏的筹码

  我到十岁的时候,学习就中断了。没什么特殊的,那一代人的命运都这样,无法逃避地经历大跃进、文革等等所有的政治运动。对于青少年,这是一种理想的破坏和重建过程。我曾经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三好学生,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见过四次毛泽东。

  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却是第三次见他了。在广场上,我可能是年龄最小的红卫兵,我只有13岁。当时游行队伍走了几十分钟,最后一个节目叫拥场,就是小孩子们从广场上哗地一下,拥到城楼底下,很近的距离向城楼上的领袖欢呼。以前拥场的孩子们要手持鲜花,但是1966年时没有鲜花,因为不合适,革命热情不能是鲜花象征的那种浪漫。于是大家改成手拿红宝书。

  所有人拥到城楼底下就哭了,不约而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场面。我浑身冰凉,感到一种恐怖。我不可能问周围的人为什么要哭,人家会说,你为什么不哭啊?

  这件事给我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变成了运动中一个脱离出来的角色,精神上脱离了。从那一天起我知道,我不可能和别人一样。哭泣不一定是表达爱,小孩子见到爸爸妈妈也不哭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种群体的感染力从何而来,就像看电影,你突然发现自己也在电影里。

  后来我做艺术,就利用了很多革命的符号。这是我游戏的筹码,是必须要消解的人生。

  798艺术区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地区,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原为上世纪50年代由德国援助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该厂1952年筹建,1957年建成投产,建筑风格为典型的包豪斯式设计,简洁实用。1964年718联合厂撤销建制,改为798工厂等六家单位,2000年整合重组为七星集团。大量闲置厂房吸引了许多艺术机构进驻,逐渐形成集画廊、艺术工作室、文化公司、时尚店铺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2003年,798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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